《大学》《中庸》批注（南开大学中文系一九七二级工农兵学员）

 

【原文】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之其所贱恶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故谚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此谓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

 

【批判】按照孔孟之徒的意思，奴隶主贵族如果自身不修养好，思想感情就会有所“偏颇”。这种“偏爱”、“偏恶”的感情不利于维护奴隶主家族內部的反革命团结，同时也容易暴露他们对劳动人民对新兴地主阶级极端仇视的反革命面目。因此，须通过“修身”使这些“偏颇”的感情不要流露出来，并且能装出一付“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悠然摆出別个无不偏激，唯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 似的脸来。”（«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鲁迅全集》第一卷第251 页）其实，爱和憎都是有阶级性的。“在阶级社会里，也只有阶级的爱”。(«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09页)反动派之所以把自己打扮得貌似公允，完全是为了骗人的。孔孟之徒宣扬这种中庸之道，是为复辟奴隶制服务的。新老修正主义者也极力鼓吹中庸之道，用折衷主义冒充辩证法，他们抹煞阶级斗第，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中庸之道是同马克思主义的斗爭哲学根本对立的，是反动派的思想武器。

 

【原文】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康诰》曰：“如保赤子”，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此谓一言偾事，一人定国。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率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国在齐其家。《诗》云：“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诗》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国人。《诗》云：“其仪不忒，正是四国。”其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谓治国在齐其家。

 

【批判】 奴隶制国家是氏族贵族的统治。作为统治阶级的奴隶主，属于同一氏族，有共同的祖先，按照氏族血绿关系的尊卑亲疏，规定各个等级的继承和分封的各种制度。所以，奴隶制的等级、分封、世袭制度都是以宗法制度作为基础的。正因为如此，奴隶主阶级的政治思想代表儒家非常重视“孝悌”，并认为“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论语．学而»)。在奴隶制的宗法等级制度已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战国时期的孔孟之徒要复辟奴隶制就必须用“齐家”的办法整顿已经沒落了的奴隶主家族，把已趋于崩溃的奴隶制的宗法制度恢复起来，以便为复辟奴隶制打下基础。所以，他们提出“治国必先齐其家”。他们把“孝”（子女对父母）、“悌”（弟弟对兄长)、“慈”（父母对子女，作为维护家族內部关系的根本道德规范。不仅如此，他们还把“孝”、“悌”、“慈”从家族內部推广到国家政治生活中，把“孝”和“事君”、“悌”和“事长”、“慈”和“使众”联系起来，即所谓“忠臣出于孝子之门”。《大学»中反复强调“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正是把“齐家”作为“治国”的基础的。战国时期的孔孟之徒狂热地鼓吹“齐家”、“孝悌”，同法家把“孝悌”列为六虱之一，并主张“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是针锋相对的。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的“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一段话，正是在这一问题上儒法两条路线斗爭的反映。林彪对孔孟之徒宣扬的“亲亲、尊尊、长长”异常信服，还胡说什么“忠、孝、节、义”要“用其內容”，妄图用儒家思想毒害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这是绝对不能得逞的。